危国之道
刘备的日常
“闻,朔望朝会时,百官请命,王允续任上公之位。”右相又道:“王允如何行事。二日后,当见分晓。”
“大将军又如何?”蓟王必有此问。
“大将军董重,累日来偃旗息鼓,闭门不出。却不知何故。”右相又答。
“料想,陛下必有权衡。”蓟王一语中的。
先前,董卓为求大义,示好二宫太皇。董重先回,被表为大将军。与董卓并称“二董”,权臣与外戚联手之势成。奈何好景不长。待董卓稳坐大位,遂将董重驱离中枢。鱼梁台上,并无大将军一席之地。董重焉能不深恨。
于是,与卫将军张济等,暗中结党。共谋诛贼。却忌于董卓势大,不敢轻举妄动。遂被王允并吕布抢先。陛下论功行赏,董重并无寸功,有何颜面示人。此时入朝,岂非自讨没趣。闭门谢客,蛰伏不出,亦是人之常情。
然,今时又不同往日。董卓既灭,陛下如何肯再造权臣。王允并吕布,一文一武,共掌朝政。已有分权制衡之意。今百官请命,王允加上公之位。陛下自当警惕。恐为董卓第二。
料想。虽形势所迫,不得不为。然陛下,必有制衡之举。窃以为。若要制衡王允,大将军董重,乃不二之选。既贵为外戚,又中人之姿。论才智,不足以权倾天下。论亲疏,亦不会逼迫董侯太甚。
“‘众怒难犯,专欲难成,合二难以安国,危之道也。’”蓟王言道。
语出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。意思是说,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,个人的意愿难以成功,若二者并行,则难以安定国家,是危险的治国之道。
“主公明见。”群臣拜服。
右相又奏曰:“又闻朝中,拨乱反正之声,不绝于耳。”
“可是拨董卓擅行废立之乱。”蓟王问道。
“正是。”右相答曰:“弘农王乃主公所立,当今天子乃董卓所立。故京中有人言,宜尊弘农王复为天子。”
“王允遣使张种,抚慰山东。首来蓟国,许另有深意。”右相言道。
言下之意。张种出使蓟国,乃为求拨乱反正,而问计蓟王。毕竟,蓟王四朝元老,大汉一藩。天下表率。更有甚者,史侯本就是蓟王扶立。故拨乱反正,首当其冲,当问蓟王。
“自先帝崩后,二宫流血,兵祸绵延。”蓟王言道:“先有何进,后有董卓。朝政凋敝,朝臣凋零。譬如猛士浑身披创,当先疗伤止血。再图复起。”
蓟王之意,显而易见。既已成定局,稳妥起见,不宜妄动。伤及元气,神仙难救。时至今日,洛阳朝堂,已难大动干戈。
且于蓟王而言,何人为帝,并无不同。
“关东形势如何?”合肥侯亦不可不防。
“合肥侯自据寿春,营城筑港,广造大舡。政令所出,皆与我(国)同。更加关东士族,槃根错节,心向寿春者众。闻淮泗诸国各出精兵,重组联军。拱卫关津,与洛阳相抗。尤其汉室四牧,饱受非议。”左相崔钧,起身奏对。
汉室四牧,便是指刘岱、刘繇、刘表、刘焉。
先帝曾言,天下十分,汉室三分,豪强七分。为夺十分天下,先帝不惜弄险,借黄巾之乱,血洗关东。先前,关东士族,惨遭屠戮,为救家园,无暇他顾。今已渐醒悟。更加洛阳朝政日非,民心思乱。关东豪强,如何再坐以待毙,引颈受戮。于是趁洛阳宫变不断,党同伐异,互相倾轧,无力东顾之机。谋取一线生机。
先另立新帝(合肥侯),据拥大义,得合法身份。而后遣门下子弟,充填郡县大位,谋取私利。如此沆瀣一气。将一切违法所得,皆变为天经地义。垄断江山,豪门遍地,遂成『关东正义』。
而后,合纵连横,招兵买马,笼络四方,守护正义。
一言蔽之。合肥侯,非天下共主,亦非拥半壁江山。充其量,不过豪门代言人。
于是乎,天下十三州,渐行渐远。
洛阳守成之君,并身侧遗老遗少,汉室忠臣,皆是『守旧派』。
革新另有两派。以大河为界。河北为『帝国派』,河南为『门阀派』。
不知不觉。『三国』,已呼之欲出(注①)。
或有人言,洛阳如春秋时周天子。名义上,仍为天下共主。不应降格为“国”。
言之有理。洛阳乃『天下共主』,位居三国之上。即便如此。三国之一,亦早有雏形。便是以淮泗八国为首的『诸侯派』。或称宗王派。
为与洛阳抗衡,诸侯派与门阀派,合二为一。然后事如何,天机不可泄也。
洛阳南宫。
董侯正襟危坐。聆听群臣奏报。
先前,朝政皆出鱼梁台。玉堂前殿,门可罗雀。唯有寥寥数人,常伴君侧。不料董卓一日毙命。翌日,王允已拟定名额,查漏补缺。先前不愿阿谀献媚之清官循吏,悉数官复原职。
董侯钦佩之余,亦生忌惮之心。
闻郭林宗,曾赞少年王允:王生一日千里,王佐才也。
今日方知,郭林宗“隐君”之名,“名实相符,过人甚远”。建宁元年,郭泰闻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而遇害,哀恸不止,于次年正月逝世,终年四十二岁。时“自弘农函谷关以西,河内汤阴以北,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,柴车苇装塞涂”,万人奔丧。蔡邕亲为其撰碑文。
能被郭林宗称赞,“一日千里,王佐之才”。
王允能有今日之位,实属名至实归。
“陛下?”见董侯一时出神,黄门令左丰悄声唤道。
“嗯。”董侯闻声猛回魂。俯瞰群臣下拜,鸦雀无声。遂低声问道:“何事?”
左丰答曰:“太仆求问,‘万岁坞中积粮,可否悉数归于太仓’。”
“可。”董侯朗声答曰。
“陛下圣明。”百官齐呼。
“盗铸小钱,取祸之道。老臣窃以为,当重铸五铢。”王允又奏。
“可。”董侯亦无不可。
“禀陛下,上林并函园,皆可铸钱。”王允又问:“当归何处?”
“宜当由钱堡重铸。”四出五铢,天下贵币。董侯焉能不知。
“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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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闻,朔望朝会时,百官请命,王允续任上公之位。”右相又道:“王允如何行事。二日后,当见分晓。”
“大将军又如何?”蓟王必有此问。
“大将军董重,累日来偃旗息鼓,闭门不出。却不知何故。”右相又答。
“料想,陛下必有权衡。”蓟王一语中的。
先前,董卓为求大义,示好二宫太皇。董重先回,被表为大将军。与董卓并称“二董”,权臣与外戚联手之势成。奈何好景不长。待董卓稳坐大位,遂将董重驱离中枢。鱼梁台上,并无大将军一席之地。董重焉能不深恨。
于是,与卫将军张济等,暗中结党。共谋诛贼。却忌于董卓势大,不敢轻举妄动。遂被王允并吕布抢先。陛下论功行赏,董重并无寸功,有何颜面示人。此时入朝,岂非自讨没趣。闭门谢客,蛰伏不出,亦是人之常情。
然,今时又不同往日。董卓既灭,陛下如何肯再造权臣。王允并吕布,一文一武,共掌朝政。已有分权制衡之意。今百官请命,王允加上公之位。陛下自当警惕。恐为董卓第二。
料想。虽形势所迫,不得不为。然陛下,必有制衡之举。窃以为。若要制衡王允,大将军董重,乃不二之选。既贵为外戚,又中人之姿。论才智,不足以权倾天下。论亲疏,亦不会逼迫董侯太甚。
“‘众怒难犯,专欲难成,合二难以安国,危之道也。’”蓟王言道。
语出《左传·襄公十年》。意思是说,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,个人的意愿难以成功,若二者并行,则难以安定国家,是危险的治国之道。
“主公明见。”群臣拜服。
右相又奏曰:“又闻朝中,拨乱反正之声,不绝于耳。”
“可是拨董卓擅行废立之乱。”蓟王问道。
“正是。”右相答曰:“弘农王乃主公所立,当今天子乃董卓所立。故京中有人言,宜尊弘农王复为天子。”
“王允遣使张种,抚慰山东。首来蓟国,许另有深意。”右相言道。
言下之意。张种出使蓟国,乃为求拨乱反正,而问计蓟王。毕竟,蓟王四朝元老,大汉一藩。天下表率。更有甚者,史侯本就是蓟王扶立。故拨乱反正,首当其冲,当问蓟王。
“自先帝崩后,二宫流血,兵祸绵延。”蓟王言道:“先有何进,后有董卓。朝政凋敝,朝臣凋零。譬如猛士浑身披创,当先疗伤止血。再图复起。”
蓟王之意,显而易见。既已成定局,稳妥起见,不宜妄动。伤及元气,神仙难救。时至今日,洛阳朝堂,已难大动干戈。
且于蓟王而言,何人为帝,并无不同。
“关东形势如何?”合肥侯亦不可不防。
“合肥侯自据寿春,营城筑港,广造大舡。政令所出,皆与我(国)同。更加关东士族,槃根错节,心向寿春者众。闻淮泗诸国各出精兵,重组联军。拱卫关津,与洛阳相抗。尤其汉室四牧,饱受非议。”左相崔钧,起身奏对。
汉室四牧,便是指刘岱、刘繇、刘表、刘焉。
先帝曾言,天下十分,汉室三分,豪强七分。为夺十分天下,先帝不惜弄险,借黄巾之乱,血洗关东。先前,关东士族,惨遭屠戮,为救家园,无暇他顾。今已渐醒悟。更加洛阳朝政日非,民心思乱。关东豪强,如何再坐以待毙,引颈受戮。于是趁洛阳宫变不断,党同伐异,互相倾轧,无力东顾之机。谋取一线生机。
先另立新帝(合肥侯),据拥大义,得合法身份。而后遣门下子弟,充填郡县大位,谋取私利。如此沆瀣一气。将一切违法所得,皆变为天经地义。垄断江山,豪门遍地,遂成『关东正义』。
而后,合纵连横,招兵买马,笼络四方,守护正义。
一言蔽之。合肥侯,非天下共主,亦非拥半壁江山。充其量,不过豪门代言人。
于是乎,天下十三州,渐行渐远。
洛阳守成之君,并身侧遗老遗少,汉室忠臣,皆是『守旧派』。
革新另有两派。以大河为界。河北为『帝国派』,河南为『门阀派』。
不知不觉。『三国』,已呼之欲出(注①)。
或有人言,洛阳如春秋时周天子。名义上,仍为天下共主。不应降格为“国”。
言之有理。洛阳乃『天下共主』,位居三国之上。即便如此。三国之一,亦早有雏形。便是以淮泗八国为首的『诸侯派』。或称宗王派。
为与洛阳抗衡,诸侯派与门阀派,合二为一。然后事如何,天机不可泄也。
洛阳南宫。
董侯正襟危坐。聆听群臣奏报。
先前,朝政皆出鱼梁台。玉堂前殿,门可罗雀。唯有寥寥数人,常伴君侧。不料董卓一日毙命。翌日,王允已拟定名额,查漏补缺。先前不愿阿谀献媚之清官循吏,悉数官复原职。
董侯钦佩之余,亦生忌惮之心。
闻郭林宗,曾赞少年王允:王生一日千里,王佐才也。
今日方知,郭林宗“隐君”之名,“名实相符,过人甚远”。建宁元年,郭泰闻陈蕃谋诛宦官事败而遇害,哀恸不止,于次年正月逝世,终年四十二岁。时“自弘农函谷关以西,河内汤阴以北,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,柴车苇装塞涂”,万人奔丧。蔡邕亲为其撰碑文。
能被郭林宗称赞,“一日千里,王佐之才”。
王允能有今日之位,实属名至实归。
“陛下?”见董侯一时出神,黄门令左丰悄声唤道。
“嗯。”董侯闻声猛回魂。俯瞰群臣下拜,鸦雀无声。遂低声问道:“何事?”
左丰答曰:“太仆求问,‘万岁坞中积粮,可否悉数归于太仓’。”
“可。”董侯朗声答曰。
“陛下圣明。”百官齐呼。
“盗铸小钱,取祸之道。老臣窃以为,当重铸五铢。”王允又奏。
“可。”董侯亦无不可。
“禀陛下,上林并函园,皆可铸钱。”王允又问:“当归何处?”
“宜当由钱堡重铸。”四出五铢,天下贵币。董侯焉能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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